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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特色的积极财政政策

    发表时间:2020-01-21 信息来源:www.xfragil-rj.com 浏览次数:1849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有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在2017年继续实施,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有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评估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控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着力维护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科学选择。充分发挥金融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促进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也是一项重要举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科学高效,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它蕴含着提高治理效率的深远意义。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深化供给方面结构改革的一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长期没有改变。市场活力不断释放,新势头不断增强。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也是建设“爬山越障”的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存在许多隐患。

    从国际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依然挥之不去。2016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率降至七年来的最低水平。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漫长过程仍未结束。目前,世界经济继续下滑。一系列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如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经济全球化逆转、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民粹主义蔓延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风险大幅扩大。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具有三大特点: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需加强。结构调整和权力转换面临更多困难。金融、投资、外贸等领域都面临挑战。人们对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养老金、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问题仍有许多不满。正确处理各种不确定性和解决预期的不稳定越来越困难。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符合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实现更好发展的要求。这是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实现各项既定目标的有效措施。“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的要求蕴含着提高国家治理效率的深刻内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金融领域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动体现。所谓的"积极"是指在国家治理中积极发挥金融的基本和重要支持作用,并加强财政政策的可预测性和预防,而不是被动应对或在看到政策时采取行动。金融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国内外的各种不确定性,化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到风险甚至危机发生后才急于应对。所谓“有效”,就是抓住关键环节和关键问题,准确运用权力,对症下药,达到“四两拨一千磅”的效果。在当前经济增长转型时期,财政政策应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确定性”,稳定大局,促进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确保有效实施

    从关注总体问题到更加关注解决结构问题。在宏观经济教科书和流行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财政政策被作为一个总变量来讨论。金融是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进行分析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扩大社会总需求。然而,我国目前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结构性的。习近平同志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判断一针见血: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和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为突出,主要矛盾在供给方面。因此,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推进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具有更强的结构调整功能。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从关注总量问题转向更多地关注解决结构性问题,因此决定不实施“洪水”式的强有力刺激。

    从专注于解决经济问题转向全面的政策。过去,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上,要么“拉动”增长,要么“稳定”增长。然而,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积极的财政政策远远不足以集中解决经济问题。此外,在经济和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下,仅靠关注经济很难解决经济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有将视野扩展到经济之外,注重综合政策,才能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习近平同志指出,“抓民生也抓发展”。这是对民生与发展关系的精辟阐述,也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指明了方向。财政增加了对基本生活保障、扶贫、教育、文化、卫生、生态文明等关键领域的投资,提高了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事实上,公共服务的供给面得到了改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政策不仅是一项经济政策,也是一项社会政策。通过提供生计保障和公共服务,促进工人素质的提高,为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奠定坚实基础。这也是一项不可替代的激励政策。分配激励、市场激励、行为激励和社会激励是通过税收、资金、补贴等政策手段产生的。它不仅能鼓励科技人员发明创造,鼓励企业和个人创新创业,还能刺激地方改革创新。它还能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身长”和“精神长”的发展。

    从严重依赖赤字和债务到优化财政收支结构。过去,人们通常用赤字率有多高和政府债务有多大来衡量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提高赤字率和扩大债务可以有效扩大总需求。但是为了解决结构性问题,这个想法将不再奏效。此外,如果赤字率和债务过度增加,金融风险将会加剧。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结构性方法来解决,财政政策空间应该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来拓展。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在2017年保持3%的赤字率。在降低税费的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将通过合理的预算安排和激活现有资金,确保关键支出的强度不会降低。

    从宏观控制转向公共风险管理。从本质上讲,宏观调控是政府短期和紧急的公共风险干预。这是公共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不仅要及时化解公共风险,还要加强公共风险管理,防止公共风险的发生和积累。目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跳出了传统的宏观调控思路,在充分认识新的基础上

    大局稳定:注入确定性,引导良好社会期望的形成。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是减少经济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避免公共危机。注入确定性是积极财政政策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寻求进步的重要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市场运行注入了确定性,减少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内部以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不确定性,稳定了国民经济。为社会运行注入确定性,减少消费、就业和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保障民生,稳定人心;为了给改革注入确定性,我们将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的财税制度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期稳定的制度保障”的目标,大力推进改革要稳定大局,还必须引导良好社会期望的形成。良好的社会期望是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石。有了对市场和社会环境的良好期望,人们将有动力和耐心从事创新和创业活动。悲观预期将导致市场参与者的短期行为,并倾向于通过投机快速获利。为了引导良好社会预期的形成,我们必须首先确保金融政策信号清晰。各种政策措施越清晰、越有效,社会期望值就越高。第二,必须准确执行政策。一旦政策和措施出台,它们就不能是“烧饼”,而且不应该经常采取行动来阻止政策的改变和频繁而令人不安的期望。最后,我们应该建立底线思维。充分考虑现实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制定计划和底线,给经济和社会主体一个“保证”

    争取进步:推动新的供需动态平衡。结构失衡的根源是资源配置不当和效率低下,导致大量无效供应和质量供应不足。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不是“洪水泛滥”,而是精确而有效。一方面,积极支持“三比一、一减一补”政策的实施,努力做好职工分配、培训和安置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减税和减费、鼓励研发创新、支持普惠金融、支持中小微型企业和改革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措施,为市场机制发挥自组织功能创造条件,通过市场力量纠正结构失衡。与传统的扩张性政策不同,我国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发挥其扩大需求的力量,而是通过刺激市场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优质供给来间接发挥其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用政策取代市场。这不是一对一的事情,而是要认识和把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利民生、防风险的系统联系,充分发挥这些领域财政政策的整体有效性。

    对中国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深入理解需要打破三个误解。

    错误1: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需求管理的工具。许多人都在谈论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政策往往被置于凯恩斯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下,并被视为需求管理的工具。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我国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显然不是凯恩斯理论分析框架中的那种政策,而是涉及经济、社会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的多维财政政策,可以称之为“结构性政策”。总投票率也有所变化

    误解2: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导致无法控制的风险,甚至金融危机。2016年,年初中国预算安排国家财政赤字2.18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4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800亿元。考虑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隐性债务,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赤字率和负债率已经很高,2017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导致风险失控。事实上,从2017年国家预算安排来看,财政赤字比例将保持在3%不变,财政赤字为2.38万亿元,这是适度的,不是大规模的扩张。在债务方面,2016年底,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27.33万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计算,债务比率约为36.7%。即使将或有负债考虑在内,我国政府的债务比率估计约为40%。这是世界上相对较低的水平,在我们的容忍范围内。虽然地方债务水平相对较高,偿债压力不大,但有些地方甚至存在支付社会保障基金困难、财政压力大等问题,但这是一个短期的地方难题,更不用说地方金融危机了。从资产角度来看,地方债务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虽然它们不是可以在财务上实现的资产,但它们对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有真正的作用。今天的债务将换来明天的增长,大量可变现的国有资产资源足以应对任何可能的风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加强风险管理。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提高债务支出绩效是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之一。

    误区3:企业反映沉重的税收负担,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真正积极的”。最近,一些学者提出了“死亡税率”,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与此相关的是,一些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减税措施并不是真正的减税,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是“真正积极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近年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减税措施。特别是2016年,营业税改增试点全面启动,企业税负减轻5700多亿元。这是真正的“真正的金银”减税。为了支持减税和收费,各级政府坚持过紧缩的生活,并逐年减少一般支出。但是,具体到每个企业,受投资周期、资本构成、盈利能力和自身经营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收购的感觉肯定是不同的。如果中国真的有所谓的“死亡税率”,那为什么每天新企业的数量达到家,无数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因此,“死亡税率”的制定没有科学依据。降低企业税费是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从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计划来看,将进一步实施税费减免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企业税收负担将进一步减轻3500亿元左右,全年企业收费将达到2000亿元左右,让市场参与者感觉更舒服。应该强调的是,减税和收费的目的是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活力,而不是维持“僵尸企业”。适者生存是市场经济的法则。

    (作者是中国金融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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